經典專欄-經典園地

(62)敏而好學不恥下問

石粵軍學長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首句中,孔文子為魏國大夫,名圉,亦稱為仲叔圉,「文」係其諡號。子貢和孔子評論人物,問到魏國大夫仲叔圉如何得以稱「文」?孔子回答表示:「聰慧而審慎,加上求知慾強,對於自己不會的部份,能夠以開放的心態向能者請教,這就是他之所以能得到這個評價的原因。「文」就有文采之意,後世諡「文」者多需經進士、科舉等考試通過;而經緯天地亦稱「文」。「敏」不只是聰明、一點就通,更需要有敬慎的態度,如顏淵曾有「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下問」過去或有以身份貴賤區分(現今社會也無階級之別),更多的意思是「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或以大問於小者」均是此意。依《諡法》所述:「勤學好問曰文」,與孔子評論相符。過去帝王、諸侯、文臣武將等死後,朝廷依其生前事跡給予稱號,一般為褒揚之意。帝王諡號由禮官議上,而臣下的諡號則由朝廷冊封。因此這些人對於生前作為多半因身後名有所顧忌,不敢妄為。然秦始皇時曾廢諡號,認為「臣議君、子議父」的作法不妥,但至漢時又恢復諡號制度。

  仲叔圉稱「文」,反應得是「好學」的態度;而另一位稱「文」的齊大夫,則反應出不同政治潔癖「清」。由下句子張就楚大夫子文與齊大夫須無,向孔子請問展開討論。子張向孔子請問楚大夫子文的評價,主要是此人在職場倫理上表現出眾,無論就任與卸職,都能夠把事情交接好,不會擺爛。孔子以為這只是盡到做人的本分,故以「忠」評之;至於是否「仁」(具有核心的創造力),就不能只就此點來評斷。「令尹」是楚國重要的官職,「三仕」指他在此官位上上下下的遭遇,依照考據子文只有再仕,並無三仕,「三」應是虛數,指在好不容易當上令尹,又被拉下來;再次上下,仍不改其誠實交接的態度。「已」即罷官。孔子論此,談到子文能不帶有個人情緒因素,無論上任或罷官,都無得失心;一心秉公處理,正是對自己責任的負責態度,也是做官的本分,故稱「盡己謂之忠」。但是要進一步深究到「仁」的問題,則有待其他的表現才能評論,同時提醒子張不是所有值得稱許的德性都可以「仁」概括之「焉得仁?」。「仁」除了有內在的德行和充沛的動力外,更要有外在的行動和表現,在《論語》中並沒有替「仁」下定義,只是在不同的德行表現中,不斷澄清和說明;因為「仁」是因時、因地置宜,只在存心而沒有範本,故「不可為典要」。蔣伯潛註楚子文,姓鬬,名穀於菟(音「垢烏徒」),因為他是私生子,被棄於野而受到老虎養育經歷(楚人當時稱「穀」即授乳,而「於菟」為老虎之意)。或許如此,他生性喜怒不形、物我無間,情緒不輕易表露;以國家為主而很少為自己打算「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這是個人的天性,但不是「仁」的表現。

  子張不解,又問陳文子因政治無道棄國而去的例子,孔子以「清」論之,也就是政治潔癖。但是普天之下,何處有淨土?唯有「心淨國土淨」,若不能提出作為,只有不斷逃避,又如何能化娑婆為極樂?齊大夫陳文子(名須無)因國中崔杼弒君,因此覺得國家動亂,連家中財產也都不要就離開了;到了別的國家,發覺也都有類似的情況(春秋時各地因奪政權,臣弒君、子弒父者不在少數),就這樣又離開了。子張以為這種表現值得佩服,孔子以「清」作為陳文子對自己認知價值的準則,但是就「仁」的標準來說,尚無法定論。

  崔子即崔杼,為齊大夫;當時齊國國君為齊莊公(名光),因崔杼叛亂而弒君,然齊國史官不畏強權與殺身之禍,仍直書崔子弒君之舉,故文天祥在《正氣歌》中提到:「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註6)正是指出崔杼弒君而史官不屈的高潔氣節。而陳文子為當時齊大夫,亦為當時權貴人士,但不恥此舉而棄國遠去。「違」即離開;當時稱千乘之國(諸侯)、百乘之家(大夫);陳子文有馬十乘亦有一定影響力,能斷然捨離,為當時人所稱頌。十乘即四十匹馬。朱熹所註中提及文子「潔身去亂」是行為表象,但能否「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即心中坦盪體現人本,而沒有掛累)則無所知。從後來陳文子的表現來看,恐有「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即局勢不利,不得已離開;所以不免有所埋怨)。後有補充陳文子相楚,也多謀「僭王猾夏」之事,而相齊又不能「正君討賊」,故難以稱「仁」。南宋以理學稱著,故朱熹引其師之語,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楚子文與齊陳文子雖制行之高,卻未「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故難以稱「仁」。

  後引「伯夷叔齊」一句與陳文子對應,伯夷叔齊的故事在此就不再重述。只是此二人個性高潔,遇到磁場不對的人事物,他們是儘可能地避開,故有「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音「美」,意玷污)焉。」(不替不對盤的人工作,也不和他們議論;在生活上,遇到衣冠舉措不當的人,遠遠看到就快快閃避,就怕被人以為是一夥的)這種態度,老實說要過日子真不容易「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反過來說,被閃避的對象,想當然也不會覺得心裏舒坦。然而,只要這些過去被伯夷叔齊所嫌棄的對象,態度或作為一旦改變,伯夷叔齊也似乎忘了過去的嫌隙和意見,能夠與人交好,一視同仁。孔子謂「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前句是伯夷叔齊的態度(一種不帶成見,以當下「人」的觀點來評論),對於過去所為的不是都不計較;後句是他人對伯夷叔齊的回應,指出伯夷叔齊是「對事不對人(此處指人的本性)」,沒有所謂預設立場,只是要避開所謂「人性被蒙蔽的貪瞋痴慢疑」,而不是對人天性透徹的本質產生懷疑。因此,他人對伯夷叔齊的舉措也是沒有埋怨和憎恨。

  蔣註中引《大戴禮記.曾子立事》中「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就是「不念舊惡」的意思。劉老師以孔子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述而〉)正是指出伯夷叔齊對人性的肯定,故人無怨而己無憾。而許多人放不下過去的恩怨(「念舊惡」),見不得別人好(「狹心症」?)終是放不下自己,也容不得別人。過去歷史上勾踐、小說中基督山也終是被自己所縛,故伯夷叔齊能為後世所頌,更有深一層的道理。對照陳文子與伯夷叔齊的「清」與「仁」,由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