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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的本质与历程

石粤军学长

提要:
爱情义理学第二讲 爱情的本质与爱情的历程

一、爱情的定义

二、爱的本质
2-1 爱就是爱
  2-1-1 本质上无等差
  2-1-2 是动力(“性体”)不是结构(“形相”)
  2-1-3 所以“爱”是自由、主动,且无私的。
2-2 爱必须是“博爱”

三、爱情发生的历程

 

爱情义理学第二讲 爱情的本质与爱情的历程
一、爱情的定义

  爱本无形态,爱即是爱,仅作为动力(“性”)而非结构(“形相”),如同“道”一般,具有《老子》中所言“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很难具体描述,是无法量化的概念。特别是在中国哲学中以生命实践为本,强调诠释性、非规范性的理论,只有当下体会、随时求证、不能考察。因为考察只能就有形相的标的来指认、辨析,这就可能把“爱”所呈现出的各种形态,以为是“爱”的本质,以“相”为“性”,就落入了只见“指月之指”的迷思中。殊不知,这种种呈现“爱”的形态者,只是姑且、暂时,我们虽可借由这些形态的帮助,找回“爱”的本质,但不可忽略的是,若拘泥这些暂时假象,都有可能随时导致本质的变假。

  有了上述的理解,为了说明方便,仍不得不为“爱情”下个定义;“爱情”是一种以显现“爱的本质”为目的,而以明辨“爱的真假”为历程的爱之形态。其中“显现爱的本质”正是“本”,也就是“体”;而“明辨爱的真假”就是“用”也就是在历程中所要下的工夫。只是为何独“爱情”强调呈现“爱的本质”? 因为相较于“爱情”,其他的“爱”更着眼于“形态”,也就是把动力面汇注于结构中,着重在“用”的方面。例如:爱的外推至朋友间,就以道义作为维系的基础,更甚者以法律作为人际关系中的依恃,这些人际关系都有在“爱”以外的角色扮演或是其他的目的性(见25次讲义),也就是结合了动力面“爱”和体制面–正是体制所以建立的目的。在《大学》谈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以“修身”为本,作为“体”的动力来源;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都在“体”的动力发挥外,配合上“体制”的“用”。这就是儒家在谈“等差之爱”,人际关系中一步步推展的手段;不能忽略的是一定要有动力来源“爱”,发而为道德心的实践。也就是孔子所谓“吾道一以贯之”的“一”。若不如此,所有的体制在动力不足的情况下,都会异化变质,成为吃人的礼教。在宋明时期,承袭这样的发挥,着重在“真我”也就是“一”之道;在现代社会中,则面对“真爱”的问题。只是“真爱”必须在“真我”的前提之下;虽然说有“真我”不一定有“真爱”(可能尚未建立起自我防卫的机制,无法有效面对受伤的生命),但没有“真我”一定不可能有“真爱”(非真爱的目的是“自私”)。因此,可以说“真爱”是自我存在更充分的证明,也是一种相互印证的工夫–由“真爱”证“真我”。(注1)

  “真爱”中必然有主体的概念(注2),在实存的当下(时间与空间同时),借由工夫的修行,自觉地放下分别心,回归“道”,就是一种“证”。在两人产生心心相印、人我两忘同时,无有彼此分别,刹那间有“同体感”,体验了真爱和真我,有了上下与天地同流的感动。曾老师笑称,学打坐、参禅,不如去谈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可能对于生命的存在感更有体会,刹那间无有时空,无因果、主客、先后、彼此,可以进入一种高峰经验(Peak experience)。在中国历代美学中,以庄子对于“忘”的理论最为贴近这种理解,也可视为一种“证真我”的工夫。通过放掉“时间”- 这种人为设计的概念,仅为帮助认知活动的设计–创造出动人、毕生难忘的经历,释放出最纯净、充沛的能量,即“真爱”的表现。(注3)

 

二、爱的本质
  在上文中提到“爱”近乎“道”的概念,是“体”不是“用”,故没有形迹,也就不会有真假。
2-1爱就是爱
  2-1-1 本质上无等差
  2-1-2 是动力(“性体”)不是结构(“形相”)

  作为动力而非结构的“爱”在本质并无等差,因为不能量化,所以不能有所比较。但这与儒家所言“等差之爱”并无冲突;因为,在“爱”的形态上,作为“发用”的角度,是有远近亲疏的分别。正如“仁”的概念,作为本质义上来理解,只能体验,不能言说,必须以无分别心去掌握;要是一旦落入言说系统,就有“假”的可能。但“仁”在具体的落实上,就是“义”。“义”就是在“仁”的本质上,权衡轻重与人的有限性,所做出的行为选择–这其中考量了时间、体力、能力等现实状况,目的在于把“仁”(“爱”)有效传递出去。以此理解,作为本质义上的“爱”来看,也只有“有无”,没有“多寡”。因此,“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曾国藩语),是存心的问题,不是“量”的结果–那怕只是一刹那的清明与恻隐,都是“爱”的表现。这种本质义,孟子也曾举例:“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离娄〉),而以“浩然之气”称之,故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公孙丑〉上)正是因为一次次的加乘,因此累积出的成果。墨子体认这样的本质,因此在各种“爱”的变化形态中,抽离出其本质,以通贯一切,称为“兼爱”- 也就是“兼于各类爱之中”的“博爱”。但孟子执著于现象界的说法,批评墨子“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滕文公〉下)两人说法各有观点,只是本质与形态的体用不同。

  2-1-3 所以“爱”是自由、主动,且无私的。
  正因为“爱”是动力,所以具有主动性;而又能自由选择,没有认知意义的概念,所以有无限性;更不是基于个人需要而行动,正是无私。发自于自由的主体,没有条件限制,所以才是“真爱”而不是作假。在这样的前提下,“爱”就有无限可能,没有一定的形象、规范,各种要点都只是参考,但不须执著。要紧的工夫是切身的体验与实践,发而为独立自足,自为目的,自具意义的实存事实。

2-2 爱必须是“博爱”
  正因为“爱”是“体”而难以言说,故须以“博爱”为“用”,以显明“爱”或“良心”的推扩。《孟子》曾举例说明:“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公孙丑上〉)代表人对于“爱”的实际表现,也因此能“即用见体”,从“用”中去“证”对良心的扩充。所谓“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离娄〉)正是孟子说明人生的生命态度,只有两种:就是对“爱”的实践与否。正因为“爱”作为本质有其吊诡性,容易执著于言说系统的语言概念,故需用实践来“化”之,以此作为分辨的标准。所以“可欲之谓善,有诸已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尽心下〉)孟子点出了“圣人”得以实践(“化”)来面对自己生命当下的态度“爱”,而不只是一个形上“仁”的概念。《论语‧雍也》中也谈到“博施济众,尧舜其犹病诸。”孔子对于实践的本身抱持着极大的要求;《易经‧坤文言》中也有:“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都在强调实践的重要,反应出用实践持续点燃生命中一种永不止息的爱,就是呈现爱的本质。

  只是面对不同的对象,健康的生命中以扩充式的人格存在状态;而受伤的生命则呈现了向内萎缩式的人格状态,产生有凹陷、自我崩塌,故有退缩、防卫、伤害等“疑”的表现。因此,《孟子‧尽心下》提到这种现象,就是“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而这种受伤生命的表现,在弗洛姆《人的心》一书中也有提到“生命衰灭症候群”,产生自我迷恋、恋尸症等不同现象(见第21次笔记)。故在“爱情”上,更要以“明辨真假”的工夫,作为爱情实践的内容;利用“明辨”为言说来展示,正是“起体起用”,“即用见体”表述“爱”的本质。这与“本体宇宙论”中所言的“爱”不同。

 

三、爱情发生的历程
  爱情发生的各阶段中均有其目的,主要在于“明辨真假”,才能继续;若条件未能充分满足,则不宜冒然推进,否则即有渗入“假”的成份。就爱情发生的历程来看,作为一动态发展,必然有一起点,同时持续进行中(以箭号代表)。在发生的刹那,是为一浪漫触动的起点,也是爱情生活的开始、一切美好人际关系的启动;此一时期称为“恋爱前期”。但要等到进入了“定情”点后,才真正确认触动是走向爱情的路,开始进入恋爱后期的阶段。能够在恋爱后期的过程中,建立起足够的“爱”(也就是“性体”得以满足),双方愿意实践“爱”的承诺,就可以选择结婚作为一种象征(由“性”或“体”而“用”),开始迈向婚姻前期的家庭生活。此时双方仍需经历由两位而一体及共同生活的考验,直到能形成为一个单位,具有有效发挥“爱”的能力。当有了这样的能力后,通过了“推爱”的关键点,才有资格把双方合一的爱,推展到子女、父母等其他人身上。此时,才具有扶养小孩、事奉父母的能力(余力)。否则双方自己都不能搞定,更罔论其他。

爱情各阶段发展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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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这种相互印证的工夫,曾老师另举一例;在《中庸》有“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
    而皆中节,谓之和”,若没有外发的喜、怒、哀、乐,无法得证是否“中节”。因为“未发”
    是哲学概念,本身就是“中”的一种;如同“不说也是一种说”、“休止符也是音符的一种”
    。这样的理解,在《易》中也有“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
    此。”虽然是“寂然不动”却有“感”的作为,说明“寂然不动”也是一种“感”;所谓“寂
    然见性”,也是反应出对存在的肯定。
注2)曾老师在课程中谈到佛教的“四缘”,分别是亲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和增上缘。在如来藏
    中则谈“无明”,论慈悲动力。这都指“主体性”的存在,若不如此,均无依附。故因果同时
    等无尽,在“寂然不动”中,仍可见真我的存在。
注3)不过,高峰经验的产生,若非因为“心”的开悟,则非“真”。在魏晋时期曾有人以砒霜、仙
    丹(类似现代嗑药的作法),来影响身体的感官状态;或是以喝酒进入类似的情境,这些通过
    形迹所致的情况,即产生了“假”的可能。因此王阳明才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便是本体
    。”就是此意。
注4)“爱”既为一切人际关系的本愿,也就是人性中走向开放、自由、互相关怀的天性;所以人只
    有“爱”而没有“不爱”,甚至于是“仁者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把“爱”推扩到愿意付出给
    天下人的态度。只是“爱”的呈现有不同形态,同时需要具备“缘份”才能推及;若是自称“
    不爱”,多半是因为对自我产生否定而有所“疑”。现代人在面对两性感情问题时,常以“不
    爱了”一言蔽之,其实并非没有“爱”,而是需要调整“爱的形态”。因为两人相爱的目的,
    消极在不增加痛苦,积极上要能增加快乐;若因为不能达到原先相爱的初衷而分手,是基于爱
    护对方的立场上来思考,而不是“不爱”。相爱虽然要双方的同意与投入,但基于自由的态度
    ,分手却是可以由单方面提出,只是这个本心反而是基于“爱”。或许是两人在尝试爱情的努
    力上遭受挫折,需要退回朋友的立场–正反应出儒家对于人际关系逐步渐进又可进退的弹性。
    至于“恨”,虽与“爱”有关,但不是“爱”而是一种变质。这种变质,是自我防御的反应,
    代表个人的有限性,是“仁”不足、“诚”不够,以致无法消化、包容异于己的气质;必须采
    取隔离的方式,以达到保护自己的作法。要是能有足够的修为,自然不会因为能力不足而有无
    限性的包容;能做到不嫌恶、不受威胁。在耶教中也有“凡来求的,我必给他”,也是说明明
    觉心有无限的超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