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專欄-經典園地

(53)朝闻道夕死可矣

石粤军学长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此两句谈“过”,“人之过”多与人的性格和立身原则有关,故须回归到“仁”的人生判准来检讨。若视“仁”为生命核心动力的种子(同“复”卦的概念),而“过”为“仁”的种子生长后,受到曲折诱发、扭曲徒长而为外在的表现。因此孔子说:“看到别人形形色色的问题,都各有所失、有其类型。从他们的过失,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心里怎么考量。”“党”就是等级、类别。朱熹引程子所言:“君子常失于厚,小人常失于薄;君子过于爱,小人过于忍”为例,说明君子因为爱心忠厚,对人心防卫不足,因而有错误判断和行动;相对地,小人因为多有委屈隐忍、没有受到平等对待,才会对于事事计较刻薄。这里的君子小人,不一定指德性上的高低,比较可能在谈论当时社会阶级的区别。在《易经》中谈到“过”,就有“丰”卦五爻“来章,有庆。誉,吉。”指出大人之过,如日月般显明,晦之,众人得见;来章,众人有庆,也反应出不同社会阶层的意思。故孔子此言不仅作为识人的准则,同时也是作为自己立身的座右铭,故皇侃《疏》引殷仲堪之言:“直者以改邪为义,失在于寡恕;仁者以恻隐为诚,过在于容非。”足以为鉴。

  刘老师引《孟子‧万章》中谈到,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就孟子的观点来看不同人物的性格,伯夷、伊尹和柳下惠三人,虽然亦为人格典型,但不能不说也受制于这样的框架中,只有孔子“因时得中”,才能为理想的典范(注1)。史记中有:“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也同样呼应出“人之过,各于其党”的论点。

  至于“人之过”该如何扭转、调整?这就不能不回溯到“学而时习”的开宗明义上,因为“习”而能改,要日日提醒、身体力行。所以《易》中“小过”卦取“鸟习飞”之象,作为人生实践、学习的初体验。因此,后句中“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针对“改过”一事来谈。“夕死”绝非指“生命的结束”,要是一旦闻道就可以结束生命,那里有知识和文明的传承?况且,中国哲学中谈“实践”,“闻道”的目的自然是为“行道”,要是轻率地以为“闻”就是终点,那就大错特错了。所谓“闻、知、修、行”是知识内化的过程;就本句中,“朝闻道”是晓得、明白了正确的方向,需要时间来调整、改变,因此“夕死可矣”是指到了傍晚能够修正自己的行为,也就算是可以。“朝夕”依据朱熹的解释是“其时之短”,也就是要尽快采取改过迁善的行动。而《论语》中诸多章句,就是根据“闻、知、修、行”的观点,来看人生处世的态度。在〈公冶长〉中就有记载:“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就点明了人的不完美,但因为不断精进,从个人的理想性和愿景开始努力。中国哲学中谈“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在身曰心,在己曰独”,这“独”是自己所可以掌握和努力,为人具有“独特”(unique)的特质,与他人不同。因此“君子慎独”自己是不能欺瞒的、不能逃避的自我真实。这也反映出儒家是世界众多学说中没有“末世说法”的论点,虽然“天命”不能控制,“性情”各有利钝,“身躯”多有短长,但是人总有可以自己掌握的地方、有可以尽力改善的点,就是从“独”到“心”,再回归“性”成就“命”。于是儒家谈活活泼泼的积极人生,那怕受到困阨,一样可以弹琴唱歌。在《春秋》中面对当时的混乱,依然可以有“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的理想。
 

注1)《孟子》中此段原文为:

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
  《孟子》书中多次谈到他的圣贤观,其中尤以并提伯夷、伊尹、柳下惠和孔子的那一次最为出名,姑名之曰:“四圣说”。这“四圣说”指出:伯夷是圣之清者也。“清”就是清高。据说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交,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不以自己的贤能事不肖。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认为立于恶人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他更推广这种恶恶之心,望见乡人衣冠不正者,便远远离去,生怕自己被玷污。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据《孟子•万章》等,下同)伊尹的态度则与伯夷相反。他申言:“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所以他主张“治亦进,乱亦进”,他曾经五就汤,五就桀,反复奔走于两大之间,以寻找最佳机会来完成自己自觉的历史使命。他深感,天下之民倘有未能蒙受尧舜恩泽者,就如同是自己把他们投向沟壑一样。所以孟子说,伊尹是圣之任者也。“任”就是勇于担当,就是以天下为己任。
  柳下惠的性格又有不同,刚好介乎二者之间。他与伯夷不同,不羞为昏君的大臣;也与伊尹不同,不推辞无闻的小官。他在受任用时不隐讳自己的才能,必以其道行政,有“任”的风格;于受排斥后也不怨天尤人,甘心潦倒穷困,有“清”的骨气。他的信条是:“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玷污)我哉?”也就是说,他虽也爱惜自己的清净洁白,不与伯夷异趣;但他不担心接触污秽,又和伊尹同工。所以孟子说他是圣之和者也;“和”就是博采众长,不偏一边。
  最高超的当然还是孔子,孟子誉之为圣之时者也。“时”本指季节,引申为变更著的情况,以及能根据情况变换对策等等。据说孔子高于上述三圣之处就在于,他并不一味地“清”,亦非不择手段地“任”,也不因“和”而流;而是能根据不变的道理和变化的情况,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一起,来决定自己的态度,所谓“可以速则速,可以久则久(就行止言);可以处则处,可以仕则仕(就出处言)”。这样的态度,就叫做“时”;它既不同于过去三圣的偏于一隅或偏于一中(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又未离开三圣的清、任与中和;既不泥,又不离,集三圣于一身,所以也叫做“集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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