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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本体论之礼体3-人际关系类型学

石粤军学长

前言
  “礼体”在本质上是一种人际关系类型学,也就是从事人际关系中依据不同类型的对应方式。“仁体”与“礼体”两者相辅相成,“仁体”给予人际关系运作基本的动力,就是人对人、心印心,以生命对生命的直接面对,以生命主体为感情,是一种“(仁)爱”的表现。“礼体”则给予了在其间的行动参考,就表现上,可以分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来看:静态的“礼”可视为既定秩序与规范;而动态的说,则是一种行动程序、用以拿捏人我间的分际,可以视为人我沟通、到仁民爱物、进而辅导的准则。因此,就“礼”的解释,可以说是一种秩序(作名词),一种分寸拿捏(作形容词,如“得中”),及一种程序进行(作动词)。
  “仁体”与“礼体”的关系,如同河水与河道,当河水充沛时(仁心健康清明),则自然可以冲击出河道(即其行动完全合于“道”的准则,自然成“礼”(理))。所以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正是因为生命健康时,“道”即是人心的表现,所以感情完全自然、适性而生–可以大胆让人依感情来行事,正是“合理(礼)的我都喜欢(即仁心),我喜欢(即仁心)的都合理(礼)”。这时人心的方向端正、品质纯净,有无上的仁爱,可以顺势而为,人我间有高度的默契和共识,是最理想的人际关系。这种纯由“(仁)爱”来支持,其道德的标准与分际,即是人面对当下眼前的情境选择,不是找标准来套、来框住人,所以才会形成“禹、稷、颜回同道,易地则皆然。”(《孟子‧离娄》)的一种道德上绝对性的共识与标准。这种绝对性的共识与标准,就是“实存”(当下的真实情境),视其言行是否“得中”(形容词,不偏不倚),发而是否“中节”(动词,选择适合“实存”),才是“中道”(人我的表现均达成一体的心心相印)
  然而,人的感情随着生命无常变化而有起落,特别是流动而有沉降。(即《易》中“咸”、“恒”两卦)当“(仁)爱”不足以支持,也就是人心的明觉有所遮蔽,就需要有外在客观的力量来补足空缺。就如同河水水量不足以冲击出河道时,则需要有一定渠道来引导–也就是人工斧凿的运河。这人为的引导,当然是作为人心自觉的防护网,代表动力不足时的一种措施。因此有“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正说明心灵不够明觉而易有遮蔽时,应以“礼”(外在的规范)来引导出人的行为。而“礼”的形塑,正是依据过去的历史,归纳出的通则(即“礼(理)”),以补“(仁)爱”的不足,但终究只是一种参考,需要酌斟现况而再调整。有了“斟酌损益”,才可能“发而皆中节”达到“和”的目的。
  曾老师根据上述的“仁体”与“礼体”,发展出人际关系的模型,以“情、理、法”来区隔人与人之间的“礼”,继续上周未完成的部份。

提要:
四、礼体–人际关系类型学
4-2 人际关系三分法的类型。

 

四、礼体–人际关系类型学
4-2 人际关系三分法的类型
  人际关系的核心,以动能能量最高的“(仁)爱”为主,在此一关系中,人我间是完全的诚实、坦白;人在其中是具有独立人格、清明心志与坚强的性格。此时人我间无明显的隔阂,以虚线来表现人我间的无私分际,正是“以心印心、心心相印”。曾老师以“直”与“谅”来说明处于其中的人是在“诚于己”而“信于人”的状态。至于第二圈中,以“道义”为主的范围中,就不若“(仁)爱”(以感情为主)来得坦白、纯净,多少包含了“假”的存在。“假”有二意,一是“虚假”,即因为压抑、委屈、疲惫等感觉,所产生的人心的遮蔽;二是“假借”,代表在这种“虚假”的情况下,人就需以外力来支持,维系符合“(仁)爱”核心范围中应有的作为。这外力就是“道义”,是在“(仁)爱”之外,人际关系中所发展出另一条的客观进路–反应出人与人之间的对应,由“直接关系”(坦白无私)延伸到“间接关系”(有所文饰包装)的部份(前者可以说是道家追求的赤子之心,后者可以说是儒家所谈的人文化成)。在“道义”的原则下(即间接关系),人需要重视“信诺”,那怕是“心中百般个不愿意”,一旦答应也要“勉力为之”以维系人际间的秩序。至于第三圈则是以法律为主的强制性关系,在此范围中,人与人之间不需有爱、不需有道义,甚至于不需相识、相知,只要借由法律的约束,就可以维系人际间的活动,可以说是“间接关系”的极大化。这时,人我间只是角色扮演,彼此间并无太多感情上的意义。法律的客观性更强,也更具强制的力量;在此范围下,体制只是规范人尽义务和享权利的运作。在“道义”与“法律”的界线中,以实线代表,作为一种明确的分野,划清了“道义”与“利益”的特性。而出脱了法律的束缚,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道义,甚至最基本的公权力规范都不存在,成为一个“率兽食人”的吃人世界,这属于未有开化的丛林法则,也就是自然界中天择的现象,故以双实线为之区隔。

  曾老师以此人际关系的模型来说明社会上所遭遇的例子,都是因为所处的范围和分际不清所造成的问题;例如:朋友间虽说有“通财之义”,但把“借钱”(功利之事)与朋友的关系扯上(道义之事;非功利),就往往让人有冲突。这时“借钱”与否似乎成为两难:“不借”怕失去朋友,“借了”怕不还难开口。最好的作法是:一、有余钱,在认可(不还也不心痛)的范围内赞助他,即满足了道义的需求,又不涉功利的问题(不还也不致于对簿公堂)。二是介绍他其他借钱的管道,以保持朋友道义关系的纯洁性。以此推广,当朋友在自己工作职权上要求帮忙、疏通,则又是另一种将“道义关系”(非功利)与“法律范围”(功利)的混淆,因为这涉及“法”与“情”的层面–不帮忙,好像不够朋友;帮忙又怕有其他的批评。这时最好是以“法”的角度来进行,才不致混淆两种不同关系。曾老师说,在职场上不应该是“交朋友”,而是要把工作做好(责任、功利关系);“交朋友”应该在“道义”范围内(非功利),应与上述的事有所区隔。因此,在“法”与“道义”间的界线,就是“功利”与“非功利”的分际。

  另一个区隔在于“道义”与“(仁)爱”(感情)范围中的分际,则是区分了“直接”与“间接”关系;特别是亲子间属于“直接”关系,在感情基础上的“(仁)爱”关系。而夫妻间虽然也属于“直接”关系,也以感情为基础(“(仁)爱”),但在某些时间点上有所伸缩,可退回到道义关系(特别是心灵明觉度不足时,社会有规范约束人要有一定的责任与义务)。然而无论上述何种情况,亲子、夫妻间都属于“非功利”关系,决不是功利关系。因此,父母与子女间,从上段“借钱”、“赞助”的问题来看,不应存有“功利”的借贷关系,只是子女不应把父母当作提款机(反之亦然),所有的帮助和提携,都是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拉一把”而不是应该的义务(并不是非帮不可,也没有“道义”的问题)。夫妻间亦是如此,只是弹性更大,跨越感情范围到道义范围;当热情褪去降温时(感情的支持有所空缺),则彼此间仍可以有道义上的关系,退回到“友道式的爱情”,才能渡过感情的低潮。

  不过,上述感情范围中,亲子与夫妻在特性上又有不同:父子间属于“暂时的依赖型”而夫妻间属于“永恒的分享型”的关系。因为亲子间存在有强者与弱者、爱与被爱的不对等性,是一种非平等的对待。当幼儿出生需要父母照顾、教养,才能成长,幼儿只能无条件的接受,没有能力回报,伸手等待奥援;则父母的“爱”让子女能够建立自信、信人的基础,相信自己是可爱的,能以“信”为本,也是单方面的接受。若是父母未能给予适当的对待,幼儿在成长过程中,就受到质疑、折磨,容易形成受伤的生命,对事物以“疑”的态度来看待,最后落得伤痕累累。因此,幼儿的成长健康与否,与父母的心灵健康程度,有重要的影响;只有在生命纯净的情况下,父母所给予子女无私的爱,才能点燃尚未受到污染的生命心灵。只是这个阶段过去后,父母在子女成长后,就不再是绝对的强者,也不再能提供无限、无私的爱来满足子女的需求。最常见的情况是,父母往往将自身的期待投射于子女身上,或要求回报、或依父母意愿来发展,所以在“感情”又掺杂了其他的元素(如:道义:你就应该听我的,因为是我养你长大的),造成亲子间冲突的引爆点。若是以此模型来看,父子间无私的爱,应就止于感情,不能涉及其他,连道义都不可。因此,良好的亲子关系,在子女长大后,是顺性发展,不谈个人的思想、理念,逐步调整成一种平等的对待关系,成为一种只有形式而没有道德内容在其中的状态。所以孔子才说“子为父隐”,孟子说“父子之间不责善”(注1)都在说明这种“不可引入道义”的感情关系。

  曾老师解释“责善”时提到:“善”是一种正面的引导,但“恶”同时也具有教化的功能。如同任何宗教中都有善、恶两对立角色,“恶”虽带来负面的考验,使人走上崎岖的道路,但是能够走过沉郁而觉悟,也是通过试炼;若是在其中迷失,就成为“善”的负面教材。因此,从辩证的角度来看,“善”、“恶”应为一体两面。在基督教中,耶稣因犹大告密而钉上十字架后死而复生,但倘若上帝真是全知全能,又如何会不知犹大的私心?唯一解释是这一切的发展,都是上帝的安排;甚至于魔鬼的出现,都是上帝的另一种面貌呈现。(撒旦不也原是上帝的长天使化身?)这也是为何“善”与“恶”的争执,为何不存在于父子间的关系中。

 
注1)语出《孟子.离娄》上:
公孙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孟子曰:“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则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则恶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
.易子而教:易,交换。朱注:“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为教。”
.责善:以正道责备对方。朱注:“责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争(诤)子,何也?所谓
    争者,非责善也;当不义则争之而已矣。父之于子也,何如?曰:当不义则亦戒之而已矣
    。’

 
人我关系对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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