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專欄-經典園地

辅导本体论之礼体2-地位功能及基本型态

石粤军学长

前言:
  中国辅导学是一种“意义治疗”,以动力“仁”为本,以结构“礼”为辅;在进程上,先“以文会友”,再“以友辅仁”,故需有“礼体”作为“仁体”的落实。

提要:
二、礼体的地位与功能
 2-1 “礼”虽由“仁”出,但“本大末亦不小”(王夫之语)。
 2-2 “仁”与“礼”间存在辩证关系:当动力充沛时,体在“仁”,由“仁”作主;当动力不足时
   ,体在“礼”,由“礼”作主。

 2-3 落在辅导学上,若动力充沛时,则可以直指人心;但若动力不足,不足以感动人心时,则须循
   序渐进。

三、礼体的基本性格与形态
 3-1 非针对做事,而是针对处人,是人我关系的参考系统。
 3-2 仍是与动力的“仁”,紧密相关的结构。
 3-3 基本上是辩证的互动与开放系统。
四、礼体 – 人际关系类型学
 4-1 是诠释性,非规范性,诠释因人而异,方便拿捏分寸。(未完待续)

 

二、礼体的地位与功能
2-1 “礼”虽由“仁”出,但“本大末亦不小”(王夫之语)。
  明朝遗老王夫之,是儒学中辩证性最鲜明的一派:他强调“仁”与“礼”互为本末、体用的关系。虽由“仁心”具有创发的表现,如:爱、理想、恻隐等,但需借由“礼乐”发而为文明,形成人文、道德的体制,让人能在其中安顿、托身。这“礼乐”所建立起的道德体制,非自然运作所产生,而是有人文化成的精神在其中,即是一种“道德心的客观化”,可视为制度、秩序,与西方科学中所谓“机构”的概念不同。因此,人在秩序中可以安定发展、充分表现,又创发了新“仁”的可能,与时俱进而产生新“礼”的需要,推动了“仁”与“礼”间的循环。因此,王夫之才有感“仁”为本,“礼”为末,只是各位两端形成互动。

2-2 “仁”与“礼”间存在辩证关系:当动力充沛时,体在“仁”,由“仁”作主;当动
  力不足时,体在“礼”,由“礼”作主。

  当“动力充沛”时,所代表的是在心灵明觉的情况下,这时心所向之与所驱动的行为,与“道”的表现一致不悖而非盲动。就辅导学上来看,就是人身心健康,精神充实饱满,则人可以依恃自己的清明的心智来判断、取决。反过来说,若是在精神不继、心智昏昧的情况下(即“动力不足”),则不能依照自己的感觉来行事,反而要依赖外在的规范和约束去避免可能的失误;就道德约束的角度来看,宗教、经典都是很好的提醒。《孟子‧尽心》中有:“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前者就是在心灵明觉的清明,则可以顺着自然的感觉指引“以道殉身”,而后者则在昏昧不继之际,就必须顺从既定规范来约束自己的作为“以身殉道”。只是此句中,“以道殉身”的“道”,强调在“道”所呈现出一种永恒的生气、一种落实在生命中活活泼泼的表现;而“以身殉道”,则着重在符合“道”的一种规范和标准,比较偏向“诫”或“戒”的概念。(例:耶教中的“十诫”和佛教中谈“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

  曾老师提到,同样的作为,在不同的情况下(心智清明与否),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例如父母对于子女的管教,可能在保护与约束的模糊间游移;因此,是不是“跟着感觉走”?还是要依据外在的标准来取决,就必须反省自己当下的状态。若是心智清明时,自然“凡我喜欢皆合理,凡合理者我皆喜欢”可以自我作主;但要是在疲累、情绪作祟下,倒不妨给自己一个“紧急逃生系统”,暂时脱离时的状态,以免有超出规范或错误的决定。这一套可以避免偏失的程序,就可以说是“礼”(或“理”)。因此,人在情緖低落之际,可以借由读经、运动或某些嗜好,来分散、疏解自己的情绪,以转移自己的焦点,等待心灵恢复明觉。对于在心灵昏昧时,会不会有“自以为是”的执著?曾老师说,当志气衰弱的固执,往往不是出自真心,而是找借口,以合理化自己的作为,作为支持自己的方式,就是前几次讲题中“受伤生命”的典型表现。

2-3 落在辅导学上,若动力充沛时,则可以直指人心;但若动力不足,不足以感动人心
  时,则须循序渐进。

  就辅导学上来看,“爱”就是“仁”的表现与落实,要有能“爱”,才可能进一步为对方舍身涉险,或是陪伴被辅导的对象,一起走过生命中的伤口而致复原。当“爱”充沛,也代表了其“仁”的敦厚,则可以“以心印心”,甚至于超越常规而以真心诚意来感动对方,而不须曲折由外而内,直接空降。但一般人若没有如此的修养,或是“爱”不够充沛时,则就需要循序渐进的方式来进行,这个过程与手段,就是“礼”的作用。一方面,可以让被辅导的对象,将其生命的讯息,以适当的方式来抒发,有其节制与步骤,逐步疏导。另一方面,也考量到辅导者是否能够承受的限度,提供保护,不致有太多考验。这样的客观规矩,就西方发展而为“法”;就中国从人心卙酌的角度,参考情境而调整,就成为“礼”的标准,因此相对于“法”有了更多的弹性。

 

三、礼体的基本性格与形态
  曾老师就“礼”的标准,介绍中国儒、墨、道三家对此的态度:儒家自然是最重礼法,因此谈“等差之爱”- 给予不同对象,都有不同的亲疏远近,各尽其份。要说明的是,“等差之爱”并非指“感情上”而是“道义上”的亲疏远近,“爱”也非单纯情感,而是“仁”的化身。因此有“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就人情世故上来看,儒家的态度是“送礼也得称交情”,所以不会有错误的预期和“不称”的礼数。所以儒家的“礼”不是刻板的套入,也不是法律上的一视同仁,而是综合参考各方面所产生的决定。至于墨家,在情感上则是充沛而激烈,容易全心投入,也可以果决抽离。在与人对待上,就缺少了“礼”的一套步骤与规则。所以可以舍身为人,谈“兼爱”的一视同仁;却可以在幡然悔悟时,斩断一切。墨家少了儒家的循序渐进,只有一道关卡 – 要不在门外徘徊,要不长驱直入。至于道家与墨家有相同的态度,也是一视同仁;只不过,这个“一视同仁”,是与所有的人作若有似无的抽离、旁观,相较于墨家的“激烈”,道家可谓“放松”许多。

3-1 非针对做事,而是针对处人,是人我关系的参考系统。
  所以“礼”是对待人的总和标准,正因为每个当下所遭遇的情境不同,不能有一套明确的作法一体适用,故只能有总的规范,称为“和”。所有的“礼”在落实的结果上,都得以“和”来做校正、调整。因此“称其情”就不单指符合某一个框框,而是考量了人的立体层面紧密关联。

3-2 仍是与动力的“仁”,紧密相关的结构。
3-3 基本上是辩证的互动与开放系统。
  以“仁”为出发,形塑为“礼”的落实,以“和”作为情境的调整,又考量人的立体性,以因应“仁”的需求。就特性上来看,“仁”与“礼”的系统是对外开放,允许人进入心中(“仁爱”的表现);又把人的需求和相对关系纳入考量(“亲疏远近”),建立了“仁”与“礼”辩证互动的诠释性理论。与西方知识、科学上客观规范性的理论不同,是从义理上作为诠释的工具而非实际操作的规范。

  只是“礼”中所建立出的道德判准,是有其绝对性;《孟子》中有:“禹、稷、颜回同道,易地则皆然。”(〈离娄〉)就说明也在心智修养至极的圣人,处于那个当下的情境中都会做出同样的回应。只是每个人都有其独特性,遭遇的情况也因人而异,因此难以验证。这也是为何中国哲学家喜好“托古”,利用不可验证的对象,设定为“完美人格”的典型。只是清末民初的疑古派,对此以科学的态度来面对,就失去了原本的初衷 – 把尧当作一堆石头,把禹设定为爬虫类,完全走上科学的偏锋。中国哲学虽有其不足之处,可以结合西方逻辑的方法,但仍要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哲学所强调的“道德性知识”与西方“科学知识”最大的差别在于,西方的科学知识可以有独立性,但中国道德性知识没有独立性,必须伴随“实践”来体现。这种以自身独特方式回应“道”的作法,就是所谓“我注六经”;而在心灵明觉下合乎“道”的作为,就是“六经注我”的诠释。

 

四、礼体 – 人际关系类型学
4-1 是诠释性,非规范性,诠释因人而异,方便拿捏分寸。
  既然“礼”所探讨的在于处人间的参考系统,因此,就没有一定的方式来区分人我。在中国哲学的人际关系分类上,有二分法、三分法、五分法等,其中二分法谈亲、疏,因此自己人是可信的,而外人则须防备,所以养成中国人爱“套交情”的毛病。二分法中又有理性、感性,阳刚、阴柔等二元对立,这种分类的方式,其实最符合西方科学理论封闭系统中“A”与“非A”的分类。

  三分法的应用则更为广泛,也符合人文、生理上的特性和自然循环。一般藉用血型的自然分类,取A、O、B三型,来代表不同的特性:就性格与体态上而言,A型者较紧张、谨慎,属于神经型;B型者较重享乐、活泼、开放,属于脂肪型;O型者属粗枝大叶的筋骨型。就体型上,A型者多偏瘦,B型者多心广体胖,O型者则偏刚健。就三者互动的关系来看,A型者的细心谨慎,补足O型者的粗枝大叶;而O型的刚健素朴,又可治B型者的活泼不安定;B型者的开朗放松,正给了A型者可以喘息的空间。因此,形成了生物间的循环作用。就天气对人的性格影响来看,也可应用三分法:寒带人因环境影响,皮粗而肉厚,具有刚强、坚韧的性格,可属O型人;热带人则因气候而较瘦,而有冥想、休息等内省工夫,属A型;而温带中因气候宜人,而四季变化明显,故偏享受,可谓B型人。就文化发展的历程而言,也有三分的倾向:在文化上升初期时,具有创业、奋斗的精神,可谓O型特质;在文化成熟时,则具有优美文雅的气质,可谓B型特性;到文化衰弱时,则偏向内省、收敛时,就偏向A型的表现。在许多经典、小说分类中,也往往以三分法的方式来阐述:例如《孟子》中的圣之清者(伯夷)、圣之任者(伊尹)和圣之和者(柳下惠),以上述的特性来看,分别属于A、O、B型的人。又儒家谈“智、仁、勇”三达德,也可以视为A、B、O三型的表现。《西游记》小说中的孙悟空、猪八戒和沙悟净,自然不脱A、B、O三型。汉初三杰中韩信、张良和萧何,由其生平的表现,也可以分为O、A、B三型(韩信征战有勇,又有王者领导之风的大将型人物;张良机关算尽,属谨慎小心的军师型人物,到后来称病不朝,吕后讽其“人生如白驹过隙,何自苦乃尔”;萧何为求自保,在高袓出征留守朝中时聚敛以明志;对子孙提醒守贫以求安身的安乐型)。 国父曾将革命者分为“先知先觉的革命家”、“后知后觉的宣传家”和“不知不觉的实行家”,自然也是A、B、O三型的分类引申发挥。

  五分法的应用,最典型的就是五伦,分别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妇;另有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应用。而十二分法则有星座、月份、生肖等,只是五分法与十二分法,因为分类较细,反而应用没有三分法来得普遍和易解。

人我关系的对应态度(未完待续)
  因此,就人我关系中,曾老师以三分法的原则来说明不同的对应态度:在对于“亲人”,以感情关系作为支持,因此动力充沛(“仁爱”),可以水乳交融、不分彼此,任何事情都可以“谅解”;进而扩及“朋友”,则以道义作为支持,故“朋友有信”。此一对象因动力不若亲人,因此需有外在的“信”(“礼”的作用)作为弥补人际关系不足的支撑。至于外围的“外人”,则由于连基本的信任都不存在,故以刚性的法律来规范彼此的行为。因此,在曾老师提出的模型结构中(见下图),除了静态的结构关系外,也加上了动态的动力关系,视强弱而产生距离亲疏。此一模型亦可就个人的角度来分析心灵明觉的反应:当心灵明觉时,体在“仁”,因此万物一体、本立道生,故属内层(我)的任情任性(即“合理的我喜欢,我喜欢的也合理”)。当心灵明觉受到蒙蔽,未能充分显现时,则需外在的约束来提醒,故有“道德”、“道义”的要求;至于心灵昏昧时,就需要有法律等强制性规范来避免造成伤害。这个模型贯通解释了“仁体”的动力与“礼体”的结构关系;曾老师以水流为喻,在动力充沛时如水流奔泄,自然会冲出一条河道(由“仁”生“礼”);而水流不足时,则须引导河水的流向(由“礼”而“仁”)。至于枯水期,可能要用抽水机强力汲取,才能有水(得以“法”来规范最低标准)。这三种现象和对应关系,就是中国人际关系的基本型。

  曾老师补充说明,现代人际关系的问题,往往就是在于这样的分际不够明白,而让人有错误的预期。例如:职场上的方便,不能和朋友的关系混为一谈,前者是法律的、后者是道义的关系,因此,要坚守公事公办的原则,否则就是一种友情的出卖(借由提供好处来维系关系)。又朋友间的通财之义(除非你不要人还钱),但借钱是法律上的,而朋友间是道义上的关系,因此要把两者混在一起,当朋友不还钱时,就难以从法律或是道义上来要求。因此,曾老师建议,只要涉及利益关系,尽可能以“法律的”方式来解决,以免伤害了朋友间的关系。

 
人我关系对应图
shi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