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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本体论之仁学与礼学

石粤军学长

提要:
二、中国辅导学的特质
2-1 消极地帮助受伤的生命复原;积极地引导健康的生命上达。
2-2 人无可避免会涉及正面的意义创造的层次。
2-3 中西辅导学的差异。
2-4 中西辅导学可相互,学习、截长补短之所在。
三、中国辅导学的内涵
3-1 牵涉到“道德的心性学”,又称“道德的动力学”或“仁学”。
3-2 牵涉到“道德的伦理学”,又称“道德的结构学”或“礼学”。
3-3 以畅通动力为主,善用结构为辅。
第二讲 从辅导学角度(观点)谈道德的动力学:辅导本体论之一;即“仁学”角度。(下次讲题)
第三讲 从辅导学角度(观点)谈道德的结构学:辅导本体论之二;即“礼学”角度。(下次讲题)

 

二、中国辅导学的特质

  上次课程中提到,生命的状态可以是正面积极,也可以是负面消沉;而辅导的目的,就在于将消沉的生命带领走向正面健康的状态。这个进程,自然是先帮助受伤的生命复原,进一步才能谈到引导健康的生命上达。因此,各家均以不同的观点切入:佛教中以负面对治、道教中谈清静无为,而儒家中谈“立”与“达”,就可以看作是从消极引导向积极的一个发展方向。

2-1 消极地帮助受伤的生命复原;积极地引导健康的生命上达。
  如果说仅就狭义的辅导学作为来看,帮助受伤的生命复原,应该是辅导学的首要之务:人因为“意义的失落”在意义创造的实践中受到打击而有失落,必须及早治疗,才不致于进一步产生“存有的失落”,而有自暴自弃、自卑退缩的行为。为了能再次找回意义感,就不能只针对单一的表征治疗(那只是症状缓解而非根治),要回到本心来看,肯定人之“性善”有善良的动机,有不同于别人的价值“独”,只是在追求的过程中,因何失落(或许他自己也不察觉),重新唤起那个“善”的动机,才是对意义感的鼓励和受伤心灵的抚慰。

2-2 人无可避免会涉及正面的意义创造的层次。
  如果用身体来比喻,生病的人当然会追求无病无痛的轻松;而进一步强化身体的抵抗力,有更好的线条或外型。在中国辅导学上,对于心灵的受伤得以平复后,也会有进一步追求正面意义的创造;因此有“以善贞过”,不仅把犯错的可能消除,更要有“善”的正向循环来逆止恶的循环,也就是不仅“改过”,更要“迁善”。这种前提,肯定了人有要求本性性善的本能本愿,同时也具有可以实现的能力;因此,中国的辅导学就在恢复这种信心、启发行善的动力。

  “改过迁善”与西方行为主义心理学派理论最大的差别,在于“改过迁善”肯定人的“本心”,而行为主义强调用不同的行为替代,以“好”的行为来替代“坏”的行为,而不论“心”的意向。这“好”与“坏”的行为,完全基社会规范的要求,是对整体社会有益,但对个人却是一种“必要的牺牲”。中国辅导学中很早就看出这种以群体观点、外在表现所可能产生的弊端:“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在行为表现上符合社会规范,绝不代表这个人没有问题,恐怕是掩饰伪装得宜。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若是一味依赖外在规范而没有心灵的觉醒,要有真正的正义将是缘木求鱼。

2-3 中西辅导学的差异。
  西方辅导学,则以“知识来辅导”,强调“认知”的言教;在一定的时空中,要完成一定的程序,辅导者以“专家”的自居,视对象为“个案”,整个过程是一个专业的行动。借由外在的规范(知识),有一定的体制,对于辅导者是一种保护,以免在过程中踰越分际,造成伤害(特别是禁止在非制度规范下的互动,尤其是感情上)。由于辅导者是经由知识与制度的保护,并非经由主体自觉所建立起坚强的人格特质,因此,在接受过多的负面讯息时,也必须要复原、疗养,或是再去找到另一个辅导者倾诉、缓解自己的压抑,以便再次面对新的挑战;这种“倒垃圾”的方式,仅能缓解,不能根治。中国辅导学强调以“生命来辅导”,也就是“实践”的身教;辅导者与被辅导者均融入情境其中,不是扮演不同的角色,而是以“人”为出发点来看待问题。而问题解决所依恃,是以辅导者内在的能力为主;这内在的能力,来自于辅导者个人心性的修养淬炼而来,有其生命强度作为支撑(多来自于生命的经历),消化被辅导者所吐露的负面能量,可喻为“焚化炉”。当每一次遭遇不同的生命问题时,通过与被辅导者一起走过,点化了对方,也提升了自己;于是每一次都成为自我生命成长的机缘,也就是“教学相长”的道理。辅导者与被辅导者间,基于一种信赖的关系,被辅导者才能将生命向对方敞开,这种信赖,多有感情的成份,甚至是对人格的仰慕和相信,感召一种生命光明和健康的气象。

2-4 中西辅导学可相互,学习、截长补短之所在。
  西方以知识为基石的辅导学,其优点在于具有广泛且全面的知识系统作为依据,能对生命病痛有效进行症状的分析与理解、定位,同时给予可能的成因来归纳得出应对之道。这减少了摸索和错误的机会,也提高了辅导的效率。借由知识系统的训练,辅导者的养成比较容易,而实施方法也可以轻易复制,也是西方辅导学容易普及的原因。然而,透过知识的整理和归纳,就必须以大多数共通处为着眼,不得不舍弃一些在常模以外的“误差”,这“误差”却恰恰是人之与他人不同的“独”,也是自我所在,其中隐微幽深藏于心中,渗透影响到人的各个部份,这些反而是中国辅导学所强调、注重的地方。因为人虽然是生存在社会中的一份子,却不是可以粗糙分类的“分子”;如同中西医间对于疾病问题的角度:是着重在单一器官的功能、结构,还是就整体系统运作的绩效呈现?中国人治病发于未然,多在效能降低时就先察觉出可能出问题的部份,而不需等到功能停摆或拉警报时才切入。这种细微处,正是孟子所谓“几希”,西方学理无法触及而往往忽略,却是中国胜场所在。举例来说,就上述所提及受伤生命的自卑退缩,虽然可能因素很多,但终不免回归到“自我自尊”受到挫折,或是在“人我之间爱的感受”有所不满足,所以投射在各方面上,产生许多异常的行止。这“自尊”与“爱”的失落,不是在西方辅导学中知识层面所能满足的生命抚慰之感,反就突显出中国辅导学中“以心印心”的特质,给予每一个个体有被看重的感觉,才能触及生命痛处,洞烛幽微而亲切感人。

  只是这样的工夫,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非得“上达于天”以“道”为本,才不致于以个人生命经验为标准,硬生生套在别人身上。往往在不能明白这个前提的情况下,以为过去成功的经验可以复制,却成为失败的主因,正是“你的良方可能是别人的毒药”,体质不同,药方也当随体质甚至于时间调整。也就因为人才养成不易,加上在执行面上恐有偏差,有所误导,致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情况;例如过去宋明理学中朱、陆两家,因性格不同造成观点对立,不能体认“道”的包容性,和生命中各有气象,知形态虽异但殊途同归,所以两者针锋相对,扞格不入。另一方面,辅导者“以心印心”与被辅导者用生命相搏,能够一同走过生命阴暗的幽谷自然是件好事;要是不能度过,反而以身相殉,只怕成为遗憾。因此,中国辅导者缺乏西方体系制度与机构的保护,可能造成危险,不仅会伤人也恐害己。因此援西以济中,若能先透过客观的分析,从知识归纳作出全盘的检视,由病征入手,再转由各领域去辅导矫正(喜欢陆的去找陆,合适朱的就找朱),不失为一种各如其份(结合西方“心理学”和中国“心性学”)又具体有效的办法。

 

三、中国辅导学的内涵

  中国辅导学,自然有其目的与方法,在上次课程中,曾老师以“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和“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解释,以“仁”和“德”作为其目的和方法。其中“仁”是“道”的化身,也就具有生生不息的动力,要如何将这种无形的“道”建立在有形的知识结构中,使之成为“活的结构”,就是中国辅导学的内涵。

3-1 牵涉到“道德的心性学”,又称“道德的动力学”或“仁学”。
  有别于西方“心理学”就“行为”与“心理因素”(脑)的分析,中国辅导学则还原到“本心”的概念,因此,在儒家中称为“仁”,也就代表人与生俱来、源源不绝的动力,又具有伦理上的意义,因此称为“道德的心性学”或“道德的动力学”,又称“仁学”,可以深沉到一个绝对深度,也就是“道”的所在;而又因为社会情态代有损益,是可以也需要与时俱进的调整,反应出变动不居的动态特质。

3-2 牵涉到“道德的伦理学”,又称“道德的结构学”或“礼学”。
  由“心性学”中落实到实际面或知识面来看,就成为“结构”;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就是“礼”,涉及到人的意义价值,又回归到“仁”。因此,“仁”与“礼”正是一体两面,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方法。“仁”具有变动的特性,以保障“礼”不致于僵化、而“礼”也让“仁”有可以着力之处。“礼”涉及意义价值,就与“法”的客观性、封闭系统不同。“礼”具有更高要求,不只是要求“不犯法”更要进一步创造出人生意义价值的能力,具有开放的特性。

3-3 以畅通动力为主,善用结构为辅。
  “仁学”中给予了中国辅导学动力,把握住人性的根本善,建立起生命意义化的向往;而“礼学”中则是在“仁学”的理想性上,落实而为实践的格局,也就是具有实践性。《孟子》中有“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这“乃若其情”就是顺着人性根本善,依“仁”的理想性来发展,自然就可以实践人生中追求善的动力。因此,中国辅导学中谈认知、相信和体证,就是要把握其“性善”的原则(这是“心性学”所关心的),但又不能不知道“人之所以为恶”的来由,从过程、变质,才能对症下药(这是“辅导学”所关心的)。能够结合“仁”的目的和“德”的手段,才是完整的中国辅导学精神。

 

注1)从中国辅导学的角度来看,“恶”与“犯罪”不同,“恶”多指心态、动机,但可能在实际行
    为上并无可议,如上文中“非之无举,刺之无刺”的“德之贼”;但“犯罪”则多指行为上的
    违背社会规范,只是这个规范并不能代表犯罪的人一定是坏的、恶的,只是在当时的时空要求
    下与之悖离。因此,西方才有“最后的审判”,将所有一切的评断留给上帝,这与西方从“原
    罪”的角度出发有相当大的关系。

注2)中国的辅导学中,辅导者因为养成不易(无法透过一套系统方法),又缺乏明确的辨识(不知
    谁比较好),加上辅导者容易受到个人生命经验的影响,因此一直无法有效建立起完整的体系
    。然而,一直以来,中国辅导学中是存在于生活上的、感情上的交流,而非某种特定、正式的
    形式。这种从身边的人开始关心,就是《论语》中“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雍也〉)
    ,就是行“仁”的方法。从做中学、学中做,只要是在问题意识和体验比自己深刻的对象,都
    可以是自己的辅导者,而不用一定要找到“上达于天”的圣人。借由彼此提携的,才有“教学
    相长”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