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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孙子兵法第四篇

石粤军 学长

胜敌而益强,谈〈作战〉的态度

在〈用间〉中谈“间”的“厚”,特别是对“反间”的礼遇,看来是“单位成本高”;但在〈作战〉中谈整体的成本计算,想得是十倍或百倍于“间”的花费。英译中以“Waging War”来看待每日所耗用的经费;wage就是日薪的意思,要考量到大军每日的吃喝花用。但无论是〈用间〉或是〈作战〉两者的目的,都在于发动战争而取得压制对方的胜利,以上的投入才可能回本。因此〈作战〉中举出两大原则,作为本篇要旨:一是“速战速决”,二是“不家食吉”(“因粮于敌”)。前者是以减少耗用为主,可称为“节流”(打得快就花得少),后者是以获取对方资源为目的,可谓“开源”(捞得多就不用吃老本)。本篇一开始就“明算帐”,先谈好底线:

〈作战〉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驷”指得是四匹马所拉的战车,过去天子六驾而诸侯四驾,其封邑的规模也有所不同,天子万乘而诸侯千乘。这也反映出孙子所处的时代,春秋时期以“车战”为主,称为“舆”;到了战国时代,就以灵活机变的奇兵骑射为主,甚至于赵武灵王还要求全国人民仿效胡服骑射,以增加身手敏捷度。“革车”就是辎重运补的运输队,作为后勤补给之用(logistic)。过去战事有“三军未发,粮草先行”的说法,而这“带甲十万”的兵员,可是一日不能没有饭吃。因此那怕再远的路途运补,也都要能够“使命必达”。除了单纯就兵员耗费外,国内生产力的投入,对外国际关系的维系,国际舆论的支持,都得靠外交人员的打点和沟通。因此“文攻”的“宾客之用”,和“武吓”的器械保修(“车甲之奉”)、耗材更换(“胶漆之材”),每一项都是砸钱的事,得先搞定了才能出兵。

其用战也贵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此外,战争的目的在于胜利,不在于过程。要是时间拖得久,不仅士气消磨“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时除了部队无法完全发挥实力,事倍功半外;在国内也因为长期的支援军备,而影响其他方面的建设开展,使得国内经济停滞,内需不振,结果就是在“攻”(“钝兵挫锐”)、“守”(“屈力殚货”)两方面都占不到好处。反而因为后方空虚,给予其他人有可趁之机,觊觎窥刺的机会。这时前方套牢,后方又融资追缴,肯定是要剥两层皮,甚至于就谢谢收看。这种情况下,那怕再聪明的人,也难以应付。

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所以说,那怕少赚一点,也要尽快落袋为安(“拙速”),可别贪恋财务杆杠,一下子不小心就全部泡汤了(按:股市大师说“别和股票谈恋爱”,可为类比)。回来谈到战争的本质,就是因为所有的花费是以“日”为计算单位,因此,少一天的战事,就省一天的费用;这也是为何强调“速战速决”的原因。能看清利害轻重(“少赚”与“赔光”),才能掌握风险管理与投入比例。在此以“拙、速、巧、久”作为评价投入的四个象限:若能“速、巧”当然最好,但天下好事不会让一人遇到,得小心陷阱(如:得到内线,获得明牌,小心成了砲灰);但“拙、速”与“巧、久”,仍是以前者为主要选择,还是踏实点“小心驶得万年船”;至于“拙、久”的事,最好避免。在《易》中“益”卦有“风雷”之象,前者灵活机变,后者行动踏实,正是“速”与“拙”的象征,才可能“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军罢马,甲冑矢弩,戟盾蔽橹(按:即兵器,指大戟、大盾),丘牛大车,十去其六。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箕杆一石,当吾二十石。

回归到实际战争发动的操作面,在国内资源的需求上:一是人员、二是资源,都得设有一定的底线;故“役不再籍”不会再因战事吃紧而征募兵员,“粮不三载”也不会无限制地支援前方耗用。这种概念,与经营企业如出一辙:先期投入本钱(资本额),但后来的现金需求必须由营运所得,股东不会一味增资烧钱,故称“取用”(先期准备)、“因粮”(营运周转) 两种不同的资源流入的手法,导入了“开源”的思维。过去军队出征,仅有“随粮”以供旅途所需;必待凯旋归来时,国家才会在未至之际,派员运补“迎粮”,以示犒赏奖励之意。至于期间所需,就得要军队自行筹措。这与《易》中“大畜”卦所言“不家食,吉。利涉大川”有所呼应 – 只有能够“因粮于敌”,才可以远征各地、扩大影响,要是每每都要母国支援,在文后谈经济效益的冲击,就可能连带拖垮了国内经济。另一方面,交战方针对“因粮于敌”的策略,在无法抵御的情况下,往往也采取“坚壁清野”的焦土策略,宁可牺牲带不走的资源而不愿为敌所用。这种作法,当然在战争中有其不得不然的两难,但仍是玉石俱焚的遗憾。过去对日抗战中,我方以“空间换取时间”迁都重庆而引诱日军深入中国,拉长其运补、拖长战事时间,强调以“纵深”取代正面对抗,就是对应“因粮于敌”的策略;只是此一作法,也必须承受相当代价。后段中谈到经济效应的冲击,包括:供需平衡受到破坏而导致物价的飞涨、货币的贬值和社会生产力的急冻。这样的恶性循环,最后引导国力向下沉沦:民间因“贵卖而财竭”,国家因“贵卖而丘役”。孙子特别提出“十去其七”与“十去其六”的数字来警告领导人“因粮于敌”与“自我消耗”的成本效应是1:20的结果。“箕杆”就是指马的草料;而“丘”在过去是指行政区的单位。

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故兵贵胜,不贵久。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末段谈到“人才”的“因粮于敌”的作法:特别是两军交战的关键时刻“用在一时”,对内而言,要能激励士气,就从“情绪”和“物质”两方面下手,故称“怒”与“货”,达到“既有面包,又有爱情”两个诱因,所以能让人奋勇争先,义无反顾。同时,明订奖励措施,制定管理条例,让俘虏的人才与占领的资源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新改造,为己所用;就心理上招安纳叛,就管理上打散其编制,使其无法串连谋反,能做到这样的结果,就可谓“胜敌而益强”。最后回归到本章的要旨“兵贵胜,不贵久”,能做到这样的结局,才可为“民之司命”,作为主宰人民生命的关键人物。过去有“大司命”一职,也正是反应其对人民生活、生计的重要性。综观此篇,对于“胜”的要求,在于能发挥资源的最大运用,也就是“保全”的前提下采取行动。这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观察,在下一篇〈谋攻〉篇中,就谈到人身的保全,即是从人道思维立场来分析战争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