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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计-孙子兵法第三篇

石粤军 学长

沙盘推演的〈始计〉

在〈始计〉篇的英译名为“Initial estimation”,“Initial”就是初始之意,也代表在事件发动前的主要发动方,掌握主动权的一方;“Estimation”谈得是估算、预估的沙盘推演,重点在于了解人我双方的对待关系,包括:实力、预算、资源和大环境的情势向背。而这个部份,在《易》中的“剥”、“复”与“泰”、“否”四卦中,就有极深刻的启发;前两卦可视为人我实力的消长与出处(静止),后两卦则代表大环境中的走向。所以深究兵学者,不能不知天知地,知人我之别,也就是为何《兵法》中谈“道、天、地、将、法”作为开宗明义的准则。其中情报的取得,就依赖〈用间〉中的知己知彼。〈用间〉的英译名为“Employing spies”,其中“Employing”有雇佣之意,代表间谍与间谍主的关系,只是建立在彼此利益的满足点上,是暂时性的、且具有可变性,若是有其他更好的条件,难保间谍不会变节,成为“双面谍”或“反间”。

在开始之前,特别就在经文中的几个字义,加以解释,以便尔后阅读时,能有更深一层的体会:

1) “计”:在造字上从“言”从“十”,“十”就代表各方面、包括了上下,加上东南西北等八个方位,也就是所谓“全方位”的概念;过去也多以“十”来代表全面,如:十全十美、十拿九稳、十面埋伏等;能够掌握到各方面的变化,自然“算无遗策”。而“言”就代表所拟定的计划、提出的看法,具有正式的色彩,因此“十方之言”考量到各方面的计划案,正是“计”。
2) “谋”:在《说文》中为“虑难曰谋”,可见“谋”考量的题目,必然有其为难、取舍之处。“谋”从“言”从“某”,看来必是一家之言,有其主张与议论“言”。只是“谋”与“计”不同,就在于所考量的范围,前者有其偏废,后者则求周全,这多少也反应出各家各派的立论要点和基本主张所产生的盲点。
3) “策”:占卜的蓍草计数的单位称“策”,从“竹”从“朿”就可以看出此字与植物有关;后来也称谋略的计画为“策”(也可能是因为蓍草呈现占卜的结果,具有启示性的色彩)。过去又以“策”作为马鞭,用以驱使、推动马匹前进,如:策马、策动;因此“策”多半具有鼓动性、积极性,所以称战国时期各谋士的建言、方案为“战国策”。
4) “韬”:在《说文》中解释为“剑衣”(包覆刀剑的软皮),从“韦”从“舀”,“韦”就是“柔软的皮革”(按:“革”是硬皮),过去有“韦编三绝”(按:指孔子读《易》认真到连牛皮绳都断三次),就是指软皮所制的串连竹简的绳索。因此,“韬”本来是利用柔软的皮革把利器包覆起来,正是《老子》中所言“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的潜藏,因此就有沉潜、深谋的意思,俗语有“韬光养晦”,都是谈在还没有亮出底牌的准备动作。刘老师提到“韬”就不是“阳谋”而是“阴谋”,在事件、现象未见之前的计划盘算,过去的兵学中有《六韬》也是此意。
5) “略”:从“田”从“各”,就看出“略”必然与土地有关;在《说文》中解释“经略土地”,看来就是如何管理自己的一方水土。“各”就有各自之意,每个人、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经营策略。“略”又有简化之意,代表将意见有系统、简要地说明、表达,用现代的术语就是摘要、大纲,谈得是summary不是detail。“略”的作法就是要言不繁,所谓“易简而天下之理得”可见得“简”或“略”不一定就粗枝大叶,无法包罗。在兵学上,“战略”谈大方向,较“战术”的执行细节,其所涉及的高度和范围更为广大,也更为收敛。在中华兵学上,也有《三略》。
6) “猷”:也有“谋”、“道”之意,作为谋略、计划解释。在《尚书‧君陈》中有:“尔有嘉谋嘉猷,则入告尔后。”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在《孙子兵法》在《四库全书》中分类“子部”,首句即以“孙子曰”为起,故后人怀疑此书是否由孙子口述而其门生所著;因为在过去经典的作法上,作者多半不会自称为“子”(“子”为古时男子的美称),而采取较为低调的态度。例如:佛经上“如是我闻”,就非佛所著而是由阿难尊者听写强记;《论语》中“子曰”,也非孔子亲著而由门人代为记录。然而《兵法》全篇文字流畅,实为天才之作,在文学与意义高度上可看出均出一人之手,若说非孙武所著,又难找到一人能得孙武之传,只能推论孙武有意著书传世所采行不同一般的写作方式。

“兵者”在英译上称“Art of War”,能把对战的高度提升到艺术的境界,可见得《兵法》中的精要。在讨论“兵者”一事上(不一定是战事,应用在其他策略方面亦可通),包括了三个主要的要素:大事、死生、存亡。其中“大事”就《左传》上的说明就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其一是对于王权继承的关注,也就是执政权的取得,才可能香火不断,另一个就是战争对立的情况下胜出,否则也就game over。在《易》中“震”卦就是谈“祀”的嫡长子继承,要能“王假有庙”找到好的接班人,不能把家业败光 – 这是“内治”;而“戎”的部份,在开战后就以“师”卦为代表,谈得是得在国际上取得生存空间。不过,外“戎”的目的还是在巩固政权,因此“军事到底是为政治目的服务”,一切作为终究是“以政领军”。

确立了“大事”,就得考量到“得失”的后果 – 生死、存亡,前者指的是肉身的有形表现,后者谈的是精神上的流传与影响力,有文化、文明的意涵。在《易》中生、死,分别可以“颐”与“大过”来对应其意义,而存、亡则可用“坎”、“离”来描述。“存”与“在”两字,在造字意义上分别代表“未来”与“现在”,“存”字从“子”而“在”字从“土”说明所着眼的是在于“未来子嗣”或是“立地当下”,在意义上有所不同。因此在《老子》中有“死而不亡者,寿”就点出了肉身的崩毁后,精神的影响力却不减,这样的万古流芳才是真正具有超越时空的广大作用,也就是“涣”卦中的“涣王居”的概念。在《系辞》中“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上传第四章)也有对“死生”的看法,知道肉身的消灭只是回归生命起点,借由《易》中的提醒,体认到天道自然的道理。在《兵法》中也多处谈到“死生”的观点,在战场上本来就是“死生并存”(一方生,另一方死),反应出“颐”与“大过”相错一体的概念。因此在心态上要建立起“置之死地而后生”,设想最坏的情况,做好风险管理,在基本分数上积极争取胜利。

最后强调“察”的检查、调查工作;在《论语》中谈到“察”的细致性,包括了“看见”、“推理”和“分析”三个步骤: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为政〉),也说明了对事物的进一步深究。在《中庸》中也有“明察”、“密察”、“检察”等不同程度和范围的考量,可见得“察”的作用与重要。

故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于上同意者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民不诡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经”有常道之意,也就是说有五个大原则,配合上其他相关要素的调整,才能看出曲折后的真相;这也就是后人归纳的“五事七计”,分别为“道、天、地、将、法”与“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校”有校正 (correct),也有校量、核算 (double check)的意思;而七计各项只是代表,并非全面,刘老师提醒“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索”字有“曲求”,代表真实的现象必须多方探求,一般的表象多半不是内心真实的感受。在“五事”中有次第开展的趋势,立足于“得道”的基础点上,才可能谈到“天助”、“人助”(“地”、“将”)。而《兵法》中谈“道胜”而非“全胜”,强调“师出有名”,知道“为何而战,为谁而战”;在《孟子》中也有“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追求本质上的正当性。“干”卦中的开宗明义,就要先“统天”再能开展后续作为,目的就是在确立“道”的正当性后,才进一步思考的是“天”、“地”间的大环境和情势向背。就是上文谈到《易》中“泰”、“否”的天时(时代大趋势),与“剥”、“复”的地利(民间感受) – 必须在要通过“黄金交叉”的考验后,求取可能的“最小伤害”与“最大胜利”。而“将”与“法”正是领导统御的管理表现,“法”则谈到组织、编制等规范;前者又较后者更为重要,“将”能够灵活应用“法”而不受“法”的限制。

《兵法》中谈“道”,代表得是各方意见与利益的兼顾,才能统整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前提“令民与上同意”,有“谦”卦的味道;有了这样的正当性后,后续有强制性的作为,才会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这也是公权力产生的基础。因此,《兵法》中的“道”具有强烈现实色彩,与《老子》中谈“恍兮惚兮”着重于个人内敛的“道”不同。“诡”有诡诈之意,谈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人性面,若没有共同利益作为基础,人性往往很难全力以赴;“诡”就是摸鱼、找漏洞、开小差。《兵法》中“天”的要素反应在《易》上就是“时”的概念,一切的自然变化,具象的有日夜、天候,非具象的可能是心理上的感受、恐惧,都可属于此一范围。在“地”的要素中,列举出远近、险易、广狭等项目,除了字面意义外,更可以扩大发挥:如《易》中“震”卦的“惊远惧迩”,就以可类比战国时期的“远交近攻”到老毛子的“连络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甚至于在民间生活中的“远亲不如近邻”,这些都可视为是“远近”的策略运用。其他相关的例子不胜枚举:“险易”在行销学上可视为“进入门槛”与“退场机制”的容易与否;“广狭”则有地理上的开阔与狭隘、市场上的竞争者寡众,以及经营规模的投入程度,都可一理相通。至于后续的说明,也就可以依此而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在此不一一说明。只是“将”的要求“智、信、仁、勇、严”,其中“严”字的要义,不只在于信赏必罚的严格、严肃,更重要是“严以律己”的自我要求、为人表率,在《易》中就是“家人”卦中所谈“家人有严君焉”强调的是“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法”中强调完整的升迁计划及管理办法,只是“法”只是“将”的管理工具,不是僵硬不变的教条;为将者要能超脱“法”的思维,但在“法”的原则下执行;若有过时难行的“法”,自然必须修订调整,而不能被“法”所限。

“闻”字有听到、思索、修炼不同层次,最主要是能产生个人的心得,也就是“知”的养成。能够在作业准则上养成这样的逻辑,在行为上确实实践,有充分的实务演练“校之”,才能有得胜的机会。“孰”就有比较级的意思,战争是交战双方的对抗与竞争,只要能超越对手,不在乎所能达到的层次;这也点出了在资源利用上的精神 – 比对手快一步就好,毋须过度精致追求。而众多因素间的交互影响,依不同情况下各有其关键影响力:例如:蒙古大军两次渡海进攻日本,可惜都受挫于飓风而功败垂成。日本人虽然在各方面远逊蒙古人,但就“天地孰得”一项,就具有决定性因素;三国孔明借东风,拿破仑与纳粹也受挫于苏俄的严寒,都是佳例。 至今战事虽已不限于实质形态,但这样的观点仍是一体适用。在“七计”中的考量,与“师”卦中各爻爻义与发展不谋而合,初爻“师出以律,否臧凶”与“法令、兵众、士卒、赏罚”的基本要求与专业训练,到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谈“主贤将能、天地得道”强弱分析,可以说是高层的SWOT。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兵法》的目标读者,原本设定是给高层的领导人或部队将领,因此,在语气上所言,是作为领导统御的指南。只是“将”终为“主”所用,如上文的“政治意图主导军事作为”,所以“将”若不能与上同心,怎能合心齐力,共同打拼?身为幕僚的孙武也要得到吴王阖闾的支持,吴起要靠魏文侯翻身,不也是在利用政治力来实现个人理想? 可以说“主”与“将”都是一种相互依附的关系。虽然说“主”可以有翻脸不认人的权力,但“将”未尝没有告老还乡、飘然远去的机会?(孙武即是一例) 这生态中没有谁高谁低,只是能站得远些,自然所受到的束缚就相对少了些,也就多些自在。

“计利以听”一句,强调用人的态度,“计利”就是“盘算看好这个计划”,呼应上文中将才与主同心的前提,作老板的当然要给予支持,对内提高重视程度,要求各单位配合,把这个专案列入priority“乃为之势”;对外协助其发展步骤,打通网络、疏通调理“以佐其外”。这也是“师”卦中六五与九二间相应与的关系写照,二爻“在师中吉,承天宠也”,也就是能力获得高层赏识,给予大权高位来推行政策;高层正因有将才能将其理想实现“因利”,所以拜将授权“制权”,呼应“师”二后句“王三赐命,怀万邦也”的目的。“师”卦上爻提到“大君有命,开国成家。小人勿用”明白点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成就政治上的功业,因此“以正功”,在这个大目标之下,任何手段、任何牺牲都是值得且可以付出的代价。“制权”正是“因利”而采行的作法,所以可以灵活权变,不拘形式。“权”就有权变之意,与“巽”卦卦意相通;正是因为“权”的变化无穷,有时的作为可能看似相背,实是相从。所以必需要确定彼此的立场一致,目的相同。孔子谈“权”,从不同层次上来讨论:“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论语‧子罕》) 那怕是师出同门,受到同样的教诲和栽培“共学”,都不能肯定每个人所学所思都并行不悖“适道”;就算是就大家有志一同,也不一定能够合作无间,彼此相契“与立”。即便心意相投,在现实作为上的弹性应变、权衡轻重“与权”,是否能够拿捏得宜,不悖初衷也很难说。所以“权”是最后的变化形态,受到“利”的变因所影响,这一个变化的过程“势”,如同毛虫变态为蝴蝶,虽然是同一物,但“形”已经完全不同。在《易》中谈“形”与“势”者,可以“干”、“坤”来代表;“干”卦中谈“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坤”卦《大象》中有“地势坤”,两者不仅有主从关系,也发展顺序的逻辑关系。所谓“积形造势”,借由“势”的发挥,来实践“形”所酝酿的动能,满足其中的想法。因此,可以“形”比喻为“主”,有带领、发动的企图,而“势”为“将”为辅,作为实践、执行的后续表现,但无论如何,“势”是“形”的延伸发挥,正是“将”从“主”命,这也是为何高层领导人要“乃为之势,以佐其外”的意义。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此处称“诡道”并列举出十四项要点,故人称“十四诡”。然而用兵之法,岂可为典要? 巧妙运用存乎一心,可以变化万千。“诡”字从“言”从“危”为“危之言”;“危”在《说文》的解释是“在高而惧”,利用人心恐惧的弱点所发展出的策略,多少有利用环境所形塑的恐慌指数和氛围来达成目标。“诡”虽有“诈”意,但“诡道”又不全然与“诈术”相同;“诈”为“欺”意,基本上没有实质的分量,完全是“骗”的成分具多;举个不适当的比喻,“诡道”可以用“虚张声势”,基本上是个人对于情势的误判,像是孔明的“空城计”;“诈术”基本上是“纸老虎”的作法,全都只是假的却让人误以为真。但无论是“诡”或是“诈”,都由此明白看出春秋后期人心日趋复杂,也为后来战国时期百家策士争鸣的时代揭开序幕。

在《易》中“师”卦的战争之象,其中就无“孚”字,也点出了在战事中没有“诚信”两字,只有“胜者为王”是唯一的法则,所以“兵以诈立”。相传春秋五霸中宋襄公的失败,就在于性格上的缺陷,他曾为了争取诸侯的信任,轻车简从赴诸侯之会,结果被楚王埋伏受擒。好不容易经调停而释回,又耐不住性子要扳回一城,结果在泓水一战,坚持待楚军渡河才发动攻击(不半渡而击),也就注定了其最终落败的命运;就现实的角度来看,就是“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的结果。因此,《兵法》中的教训就在于“兵者”的前提 – 既然要兵戎相见,自然就是以求胜为先;丧失了目的却在手段上讲究,不是表达风度而是愚蠢。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庙算”在过去就是领导中心的参谋本部所做的战力评估。在《易》中的“萃”卦与“夬”卦卦辞中,都有描述这样的集体决策模式:“萃”卦有“王假有庙”,在《大象》传中谈“除戎器,戒不虞”;“夬”卦中有“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此章句中强调“得算多”与“得算少”,点出风险的机率问题(至少得值得才投入)。自古战事不可能有十足的把握,只有在利益与风险的比较程度上的判断,正是“人间无完算”。因此,判断发动的准则就在于调查成本、准备工作“算”与应变时程与环境动态间取得极大值即可发动,一切都将在行动中见真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