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專欄-經典園地

总论-孙子兵法第一篇

石粤军 学长

大纲:

●《孙子兵法》的重要性

《孙子兵法》的成书背景、作者与编排要旨

东西方“兵学”之比较

 

《孙子兵法》的重要性

《孙子兵法》为中华第一兵书,也可称为世界第一兵书,光是英译本就有17种之多,号称是仅次于《圣经》、《可兰经》之后的排名前三的世界畅销书。在中国,后世所有兵学著作没有不受《孙子兵法》的影响。明代人茅元仪在评价《孙子兵法》一书时说:“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而《孙子兵法》文辞优美,辞如珠玉,也堪称是文学上的杰作。

《孙子兵法》中以〈始计〉为首,而〈用间〉为末,两篇都谈到情报的收集和行动的隐密性,其共同点在于“密”,也呼应现代战争中“资讯战”决定一切胜负 – 无论是在商业或政治的应用上。全书计有十三篇,分别为:(始)计篇第一、作战篇第二 、谋攻篇第三、军形篇第四、兵势篇第五、虚实篇第六、军争篇第七、九变篇第八、行军篇第九、地形篇第十、九地篇第十一、火攻篇第十二、用间篇第十三。

《孙子兵法》的成书背景与作者

《孙子兵法》作者为春秋末年的齐国人孙武(字长卿)。一般认为,《孙子兵法》成书于专诸刺吴王僚之后至阖闾三年孙武见吴王之间,也即前515至前512年。孙武曾经蛰伏20年之久,后来由齐国辗转到吴国,当时适逢公子光政变,也就是后来的吴王阖闾。吴王大将伍员(伍子胥)知其才能,向吴王推荐,使得孙武得以就带着这13篇《兵法》晋见吴王,并获得重用(其间有孙武斩妃整肃军纪的故事,在此不提)。司马迁《史记》:“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更给予孙武极大的肯定。在吴王进攻楚国之役,孙武与伍员共同担任将领。孙武有感于战争消耗国家资源太多,杀戮太甚 (正是伍子胥伐楚、鞭尸之际),也就更坚定了“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信念。在战后就逐渐淡出政坛,消声匿迹,不见史料记载。古时齐国位于山东滨州,涵括现今惠民与广饶两县,孙子出生地实难明确界定;现今山东惠民县与广饶县还在为“孙子出生地”正名争论不休,各有活动互别苗头;后当局就两者定位区分,一为两岸、一为国际,算是皆大欢喜。

过去曾有个别观点曾认为今本《孙子兵法》应是战国中晚期孙膑及其弟子的作品,但是银雀山出土的汉简与西汉墓葬中出土《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各一部的史证,已基本否定此说。历代《孙子兵法》注释本甚多,其中曹操的《孙子略解》为《孙子兵法》最早的注释本。而欧阳修曾说:“世所传孙子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陈皞注,号三家。”。宋朝有《十家孙子会注》,指得是曹操、李荃、杜牧、陈皞、贾林、孟氏、梅尧臣、王皙、何延锡、张预等。

中西兵学的介绍

在北宋时期,为因应科举考试,将过去历朝重要的军事、兵学著作中,选出代表性的七本书作为指定用书,称为《武经七书》,其中首推《孙子兵法》。此后被冠以此名,并从宋代开始被列入大多数军事百科全书中,其中也包涵了各种官僚制度的运作。《武经七书》包括有:《孙子兵法》、《吴子兵法》(两者合称《孙吴兵法》)、《司马法》、《六韬》、《尉缭子》(用在姓氏上,读音同豫)、《三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除《孙子兵法》外,各书要旨简述如下:(注1)

《吴子兵法》

《吴子兵法》又称《吴起兵法》,相传为战国时卫国人吴起所著;现在一般认为是经后人整理的吴起的军事思想的记录。其中提出“以治为胜、赏罚严明”,主张在军队实行“进有重赏,退有重刑”,做到“令行禁止,严不可犯”。在执行面上提出“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主张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使士卒掌握各种作战本领,提高整个军队的战斗力。而就人才培育上,强调“简募良材”,根据士卒体力、技能等条件的不同,合理分工和编组,实现军队的优化组合。在领导统御上,要求统军将领“总文武”、“兼刚柔”,具备“理、备、果、戒、约”的“五慎”条件,掌握气机、地机、事机、力机四个关键的因素。在作战准备则提出“审敌虚实而趋其危”,主张先弄清敌人的虚实,选择有利时机进攻,以夺取胜利。

《吴子兵法》主要总结了战国时期的实战经验,与《孙子兵法》一起并称“孙吴兵法”。非常受到历代军事家的重视。《吴子兵法》一书虽仅五千字左右,但内容十分丰富,是继《孙子》以后又一部体系完备、思想精深、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兵学论著,在中国古代兵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今本《吴子》六篇,计有〈图国第一〉、〈料敌第二〉、〈治兵第三〉、〈论将第四〉、〈应变第五〉、〈励士第六〉。

《司马法》

《司马法》又称《司马兵法》、《司马穰苴兵法》,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战国初期齐威王命令大臣追述古代的司马兵法,同时也把春秋末期齐景公时的将军司马穰苴的兵法附入其中。

《司马法》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称《军礼司马法》,共155篇。汉朝以后,该书多有散佚,至唐朝编《隋书‧经籍志》时录为3卷5篇,列入子部兵家类,称为《司马法》,即今本《司马法》3卷5篇的原型。目前学者一般认为今本《司马法》,是将历史上的《司马兵法》、《司马穰苴兵法》、《军礼司马法》均包含于《司马法》之中,作者为司马穰苴及其追论者。《司马法》中主要记录了中国古代的军礼和军法,对于礼学研究非常重要,受到历代兵家和史学家的重视。其中共五篇:〈仁本第一〉、〈天子之义第二〉、〈定爵第三〉、〈严位第四〉、〈用众第五〉。

《六韬》

《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旧题周朝的姜尚著,普遍认为是后人依托,作者已不可考。现在一般认为此书成于战国时代。《六韬》是一部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对后代的军事思想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是兵家权谋类的始祖。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六韬》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为武学必读之书。今本《六韬》共分六卷:计有〈文韬〉—论治国用人的韬略,〈武韬〉—讲用兵的韬略,〈龙韬〉—论军事组织,〈虎韬〉—论战争环境以及武器与布阵,〈豹韬〉—论战术,及〈犬韬〉—论军队的指挥训练。

《尉缭子》

《尉缭子》一书,对于它的作者、成书年代以及性质归属历代都颇有争议。一说《尉缭子》的作者是魏惠王时的隐士,一说为秦始皇时的大梁人尉缭。最早着录于《汉书‧艺文志》,书中杂家类着录《尉缭》29篇,兵形势家类着录《尉缭》31篇。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尉缭子》残简,说明此书在西汉已流行,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时代。《尉缭子》的军事思想具有战国时代的特色,被定为《武经七书》之一,为武学科举必读的兵学教材。
现存24篇,1~12篇主要论述战争和政治,13~24篇讲军令和军制。

《三略》

《黄石公三略》,又称《三略》,原名《黄石公记》,旧题黄石公撰。学者一般认为此书是后人托名伪作,其真实作者已不可考,认为大约成书于西汉末年。此书侧重于从政治策略上阐明治国用兵的道理,不同于其他兵书。它是一部糅合了诸子各家的某些思想,专论战略的兵书。体例共分上略、中略、下略3卷,共3800余字。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又称《李卫公问对》,简称《唐李问对》,旧题李靖所撰,是一部记录唐朝名将李靖的军事思想的兵书。由于新旧唐书都没有此书的记载,所以许多人怀疑此书是伪作。现在一般认为此书是熟悉唐太宗、李靖的思想的人根据他们的言论所编写的,系唐太宗李世民与卫国公李靖多次谈兵的言论辑录,涉及的内容较为广泛,包括军制、阵法、训练、边防诸问题,但主要讨论作战指挥。

该书体裁是传统的问答式,全书共有98次问答。这种体裁结构虽松散,但论及之处颇为广泛,并常旁征博引,对前人军事思想大胆地评说扬弃。虽是问对,却是有问无对,盖唐太宗本是一位娴于骑射、富有疆场战斗经验的马上君主,而李靖又是满腹韬略的军事家,他们之间的问对,往往能相互引发,启迪军事思维。譬如李靖对用兵“奇正”的独到见解,则是与唐太宗思维碰撞之中产生的。可见,问对论兵模式本身具有优点,同时也是古代文人对戎事笔录的一个传统。

该书的另一特点,是详举战例研究战争的方法,将抽象的军事理论具体化,如该书引用西晋马隆讨伐凉州树机能使用八阵图、偏箱车的战例,得出“正兵古人所重”的结论;或先举理论,再依战例阐明,如李靖对分合作战原则的阐述。该书开史论结合研究军事之先河,影响后世兵书一般都以详举战例为特点。该书十分重视部队的军事教育与管理。强调将帅要深晓兵法,“教得其道,则士为乐用;教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提出训练要由少及多、由简单到复杂,循序渐进,还要根据部队的不同特点,区别对待。

该书继承并发展了春秋战国以来的军事思想,并提出了一些新的军事理论,备受历代的重视,北宋神宗元丰年间被收入到《武经七书》中,作为武学科举的必读教材。该书另一重要贡献在于:对《孙子兵法》战略战术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和阐述,例如奇正、攻守、虚实、主客,着重探讨了争取作战主动权的问题。并对阵法布列、古代军制、兵学源流等一系列问题也进行了探讨。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共98个问答,分别为:上卷—主要论述奇正关系、中卷—主要论述各种阵式的演练和实战,及下卷—主要论述指挥作战的原则。

西方重要兵学家: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西方近代最具影响力的军事思想家。出生于普鲁士西里西亚,自幼成长于军人世家,1803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普鲁士陆军大学。他曾参与普法战争,奠定日后《战争论》的基础架构;在军旅生涯之外,他毕生致力于军事理论和战争史研究,并曾任皇太子的宫廷讲师,却因感染霍乱早逝。逝世后翌年,其遗孀玛丽整理出版了《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遗著》共10卷,《战争论》是其中的前3卷,后世奉为西方兵学的经典之作 (后7卷则为战史著作)。有人将他与我国的孙子并论,称他为普鲁士的“孙子”。

克氏身处新旧两种时代的更迭时期:旧时期指1648~1789年,即三十年战争结束至法国大革命爆发前。此时,盛行欧洲的王朝战争,争端肇始君王贵族间,有职业军人专为君主政府效力,因此人民不必积极参与。而新时期则以是1815~1914年为主,即拿破仑败亡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世界局势日渐由地区发展成总体性的战争,而战争主力则以具有爱国心和民族意识为原动力的国民军,取代了雇佣被动的职业军人;政府积极强迫的普遍征兵,亦取代了消极的募兵制.。在战略上强调主动、机动和歼灭性,取代旧时期的迟缓消耗战略。这也是克氏体认时代钜变过程而写下《战争论》的时代背景。

克氏受到哲学思潮的影响甚深,除了他的老师沙恩霍斯特外,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的思维都对他产生启发。他并不在于建构一套死板而庞大的理论体系,而着眼于战争必须面向经验、灵活应用,透过对战争的研究,才能建立起与之相应的战争理论,并符合时代的需要。《战争论》全书共分三卷,共计8篇124章。第一卷(四篇):“论战争的性质”、“论战争理论”、“战略概论”、“战斗”;第二卷(两篇):“军队”、“防御”:第三卷(两篇):“进攻(草稿)”、“战争计划(草稿)”,最后并附录了克氏为王太子殿下授事课程之内容提要。

不过,克氏认为战争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另一种存在形式(the other form of being),和任何其他存在形式一样,导源于一种基本概念(idea),但却有其真正的现实性。更由于克氏本身亲身经历拿破仑战争悲惨过程,因此在他的思维气质上充满了实用主义。于是克劳塞维兹把战争看作是一种“暴力行动,以强迫对方满足我方之意志的行为。”换言之,暴力是手段,屈服敌人意志是目标,所以暴力应推到其最大的限度。他痛斥不流血战争的旧观念,并认定“把一种节制(Moderation)”原则引入战争哲学之中,实在是一种荒谬的想法。他特别赞赏拿破仑迅速使战争像一只脱缰之马奔驰到敌人屈服为止。克氏的这种绝对暴力思想,不仅使他自己的思维产生混乱,也误导了后世许多人走入歧途。这种见解,与《孙子兵法》中所主张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大相迳庭。英国近代兵学家富勒将军(Gen Fuller)批评克劳塞维兹最大的错误就是他始终不曾认清战争真正的目标是和平而非胜利,胜利只是达到这种目标的手段而已(见Gen Fuller所著The Conduct of War)。克氏从来不曾考虑到暴力对于和平的影响,“和平”一词在整个战争论八篇中一共只出现过六次而已。在经过时间的洗礼与审视后,更能显出《孙子兵法》的远见与《战争论》的侷促,也是值得我们反省和深思。(按:套句南怀瑾老先生的话:“别拿西方的孙子和自己的祖宗比”,或许也有其道理 – 毕竟中国的思潮是经过几千年的实战和修正,相较西方的理论至今也不过二百年)。(注2)

注1: 参考资料来源:维基百科之《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尉缭子》、《六韬》、《三略》、《司马法》及《唐李问对》;西方兵学论述,见《战争论》。

注2: 资料来源:http://www.youth.com.tw/db/epaper/es001010/eb0767.htm
本文已经撷录改写,仅供参考。